中介参与医院预约挂号，到底是分忧还是添乱
近日，卫生部发布《关于在公立医院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从今年11月起，所有公立三级医院都要开展实名预约挂号服务。文件中明确，医院可以与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服务，但不得收取任何中介服务费用。
实行预约挂号是政府部门为了确保公立医院医疗资源的公正公平分配，引导患者养成合理有序的就医习惯，缓解看病难现象的一种制度设计。不用排队等候，通过拨打电话,网上挂号，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轻松实现挂号预约，制度描绘的美好图景令人期待。
然而中介可以参与预约挂号的规定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热议。支持者认为，引入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可以节约预约平台的建设成本，也可以为患者节约时间，只要政府监控得当，这一做法值得尝试。反对者担心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介机构的牟利冲动会助长新的权力寻租，最终增加患者的负担。有人继而担心，预约挂号本身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缺乏一套可行的详实配套措施，看病难会不会演变为与预约难？
解决百姓看病难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在当前的医疗现状下，允许社会中介参与预约挂号，到底是为患者分忧还是添乱？
无论是推行预约挂号，还是引入中介服务，方便群众解决看病难，自始至终是政府的主旨所在。如何实现患者，医院，中介机构三者的合作共赢，避免政策走样变味，确需政府运用管理智慧，拿出切实可行的监管约束办法。
中介参与＝“号贩子”合法化？
一个本只需１４元的专家号，经过号贩子之手，转眼被炒为1500元甚至更高，在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大医院，这样的现象对患者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挂号市场”养肥了号贩子，却让百姓叫苦不迭。在现实生活中，专家“一号难求”的现象，暴露出医疗卫生资源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据北京卫生局局长方来音向媒体透露，北京一年的专家号仅约１７８万个，但去年一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为１.２亿。看病挂号难现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名预约挂号的诞生初衷是为了解除挂号难的医疗痼疾，但是，中介参与预约挂号是否意味着过去散兵游勇式的号贩子将走向合法化?而如此一来，是否会加重患者的就医负担？
一些网友认为新规定对广大患者来说是件好事。患者虽然多花了一些中介服务费用，但节约了候诊时间，特别是对重症病人来说有相当大的好处。只要中介收费合理，这一举措还是非常不错的，同时中介承担预约平台建设还可以减轻医院的负担。
虽然中介参与预约挂号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坊间质疑的声音依然很强烈。有人担心，尽管国家规定不得收取任何中介服务费用，但由于中介自身的商业属性，一旦稀缺的专家挂号资源被社会中介所掌握，这笔钱转最终会否改头换面转嫁到患者身上？
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据媒体报道，自一些医疗卫生部门推出预约挂号服务后，已经有相关的中介部门提供预约服务，预约挂号虽然免费，但是需要一次性缴纳价格不菲的会员费。
将原本属于公共服务范畴的资源“推向市场”是否可行？很多网友对于中介参与预约挂号的制度前景忧心忡忡。 网友静水流深认为，医院实名制预约挂号与第三方中介合作的前景并不看好，医院是公益组织而非商业组织，虽然有收费不得高于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但医院能管得住中介吗？在各项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即使“号贩子”会减少，也难保不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投机倒把分子。
分忧还是添乱？
不可否认，建立信息化管理的预约挂号平台，电话预约、网上挂号，不仅给公众就医带来了方便，同时通过预约挂号提前了解病人状况，医院可以对患者合理进行分诊安排，避免所有人盲目挂专家号，引导合理就医，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从长远看来，预约挂号是改善医疗服务的一种必然趋势。
然而，由于预约挂号需要建设专门的预约平台，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让不少医院望而生畏。根据卫生部的规定允许中介机构参与预约挂号服务。无疑，这一规定出台可以减少医院的相关投入，打消医院对于落实预约挂号政策的投入顾虑。将预约业务“服务外包”，从医院的角度来看无疑“省钱又省心”。
据悉，在新政策出台后，受本身经营成本、人力资源运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广州的很多医院大多选择了继续与不收费的网络服务平台合作进行网上预约挂号服务。但这类网络平台的预约挂号服务如何公平、公正地将号源分配给有需要的市民？会否变相附带一些其他的与挂号服务无关的收费服务？人们担心这样的合作形式会不会带来一种市场垄断，造成医疗资源分配新的混乱。
而市场的反映不可谓不快，现实中某些提供中介服务的预约挂号中介机构已“创新”出变相“会员费”，“预约挂号”市场对于中介公司而言可谓“钱”景光明。但对患者来说，最担忧的也恰恰就是这点。
一般而言，某种社会公共资源的的稀缺与人们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失衡，往往会导致权利寻租现象。“一号难求”挂号难的现象根源在于医疗专家资源的稀缺。而作为一种市场个体，社会中介服务的“利润最大化”需求不言而喻。如何遏制中介机构谋利冲动下的越轨，避免宝贵的医疗资源被垄断和商业化利用，需要严格的管理措施。
有网友提出：我们没有看到卫生部给出明确的细则，对参与预约挂号的中介机构如何监管？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中介能自觉“依法”经营，有些太天真了。如果按照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收费没多大的赚头，中介该额外收费还会额外收费，大不了不干了。如果中介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最终倒霉的还是患者。
亟需严密的监管措施
新政全面推开在即，如何有效监管中介机构与医院之间的违规行为，成为实现政策初衷的一道门槛。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的中介组织能够获得准入资格？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由什么部门予以监管？对违规行为采取什么样的惩处措施？相关监管部门的职责权限是什么？要想政策不变味不走样，这些细则规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一句“收费不得高于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显然不能消除公众对于中介参与预约挂号的担心与焦虑。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中介参与预约挂号无非是为了将预约挂号这一政策更顺利地推行下去，这项缓解群众看病难题，旨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制度创新当然值得尝试。然而，无论从社会舆论的反应，还是从现实的医疗资源状况来分析，预约挂号政策的顺利推进依然面临着现实的种种困难。
据悉卫生部倾向于医院与大型通信公司，如电信、联通、移动公司进行合作这一方案，将预约挂号纳入其附加服务范畴。卫生部明确的原则是，医院与中介机构不以赢利为目的，共同搭建预约挂号服务平台，把患者负担降到最小。
然而，将相对宝贵的医疗资源置于有着盈利动机的中介机构和医院掌握之中，而中介与患者之间又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市场大潮洗礼下，一些医院早已对“趋利避害”的市场潜规则烂熟于胸，在这种状况之下，稀缺的医疗资源转化为一种隐性权力，利益驱动的权力寻租暗箱操作在所难免。如何使得中介机构，患者，医院三者在政策执行中实现互利共赢，避免违规现象产生，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严谨的监管细则以及严格执行监管政策。
与其他改革一样，医疗改革的成功离不开实施过程中的不断创新与完善。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城市为了解决预约挂号难题正在积极创新思路，譬如在增加专家出诊次数的同时，加大社区医院的建设力度，引导社区医院对患者进行初诊，再由社区医院向大医院进行有针对性的预约，这些有益的尝试正在一步步地改进当地医疗服务的质量。
现阶段，我国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大量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正如某专家所言，“中介机构具有生存空间，源于优质医疗服务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中介机构提供有偿服务，自然有人愿意购买”。溯本求源，解决群众看病难现象终极办法在于医疗资源的增加与合理配置，而这也正是当前医改前行的方向。
